“我个人比较重视两项政策，可能起到一定的抑制波动作用:一是鼓励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；二是超长期特别国债。”3月28日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马洪基金会“问势2024”理事报告会上表示。
会上，樊纲以《克服短期波动，推进长期增长》为题作主旨演讲。他认为，经济周期与设备折旧周期基本同步，大规模设备更新将有效带动需求增长，产生“乘数效应”；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则有助于解决金融债务与财政债务功能错配、投资回报期限错配等问题。
推进长期增长，关键在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。樊纲认为，要从创新人才培养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发挥企业核心作用等方面入手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。同时，要破除“小院高墙”，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吸收更多知识和技术外溢。
以大规模设备更新催生“乘数效应”
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%左右的GDP增长目标。樊纲认为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需求疲软、房地产市场波动、地方债务等问题，5%的目标并非没有挑战。而他关注到，今年以来有两大政策释放了明显的“乐观”信号。
3月13日，国务院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》发布，目标到2027年，工业、农业、建筑、交通、教育、文旅、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%以上。
樊纲认为，设备更新之所以值得关注，是因为经济周期与设备折旧周期是基本同步的。机器设备大规模更新换代，将带动需求大幅增加，经济随之恢复景气；随着设备更新完成，需求下降，经济周期则转为衰退。
“政府提供少量补贴、银行提供一些贷款，鼓励人们去买设备，这就扩大了需求。买了设备，制造设备的工厂就要买零部件，钢材企业又去买其它，一轮一轮，就产生了乘数效应。汽车、家电以旧换新，也是同理。”樊纲解释道。
在这方面，国资国企应发挥带头作用。樊纲表示，国有资本作为公共资本，其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、增加公共利益，而当前我国最需要的“公共物品”是宏观经济稳定。国企若能“多做一点”，为宏观经济创造更多需求，产生的宏观效益将远远超出单个企业的微观效益。
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，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，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，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。
樊纲提到，地铁、高铁、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，建成后将带来GDP整体提高、税收增长等长期效益，但项目回报往往要30年、50年甚至更长时间。而金融贷款通常要求5-10年就产生回报，由此产生了“时期错配”和“功能错配”，长期国债则有助于解决错配问题。
发挥“后发优势”
演讲后半段，樊纲转入了对当下最火的概念——新质生产力的探讨。
他认为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，形成更好的创新生态，使颠覆性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。
“首先要改革教育体系，让更多人有志于做基础研究，不是为‘五斗米’而学习，而是为好奇心。”樊纲认为，真正的创新总开始于一些“不着调”的事情，需由好奇心而非物质驱动。
樊纲继续谈到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另一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，即尊重企业和科学家的劳动成果，允许其获得一定的垄断收益。
同时，要注重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领域的灵活性、自主性和持续性作用，克服“所有制歧视”“规模歧视”等，形成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机制。
“创新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，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和激励，敢于冒险、试错，因此更能捕捉到市场上转瞬即逝的机会。”樊纲说。
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需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樊纲提到，曾经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，而这一要素优势相对“初级”，近些年正在丧失。要快速提升要素结构，应注重发挥“后发优势”，即用更短的时间、更低的成本，学习、引进、消化、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“溢出”。
他认为，美国等国家的“科技遏制”战略正是要切断知识溢出的各种渠道。这要求我国开展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，包括对更多国家、更多企业和产业开放，由此突破“小院高墙”，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跃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