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传统上海菜，除了公认的选料注重活、生、脆、鲜，调味擅长咸、甜、糟、酸之外，好像跟“辣”字沾不上边。不过如今，似乎上海人越来越能吃辣。响油鳝糊，要来上一把辣椒，再倒滚油；白斩鸡，得埋在一堆泡椒里；就连清蒸鲈鱼，也须摆一层剁椒上身。
上海人也开始吃辣，有些人是属于幸运，在娘肚子里就已开始吃香喝辣的；还有些人，则是从后天的酸甜苦辣中，慢慢炼成的。我肯定是属于后者。
四十多年前，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一个宿舍里，住着七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学子。当时宿舍的标配，是每间四个高低床，分开两边靠墙而置。中间两张长条桌，既是书桌，又是餐桌。八个床位，除了一张用来放行李之外，七张床铺住七位学生。我们那个寝室，除了三个上海本地生之外，还有四位外地生，分别来自四川、湖南、湖北和河北。
表面上看，似乎是七拼八凑，七上八下；实际上，却是七步奇才齐聚，七纵八横合成。
两个月的暑假过完，室友纷纷从各地返校上课，一个个被夏天的太阳晒得乌漆墨黑。但是，每个人都像是光伏电池充满了电，浑身是劲。最带劲的，就是每个外地同学都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。除了一些小吃零食之外，居然都是家乡特色的辣椒:河北的辣椒面，湖南和湖北的辣椒酱，四川的牛肉辣椒酱，令上海同学大开眼界。
辣椒算不上是什么高档食材，而且当时的包装也相当简单，说不上是风情万种。但室友不约而同，都把乡村的辣椒带到大都市的高等学府，那肯定是对家乡味道的情有独钟。
问题来了。究竟是哪里的辣椒酱最辣？湖南湖北学子据理力争，河北四川同学互不相让。接着，争论马上转移到究竟谁最能吃辣？于是乎，各地同学，引经据典，争得面红脖子粗。
这个话题，上海同学就没有资格参与了，只能在一边窃窃私语，猜测着哪种最好吃。
记不得是谁，忽然提议，不如来一场吃辣椒比赛，看看到底谁最能吃辣，评判一下谁家的辣椒最辣，最好吃。全寝室一致同意。于是大家就着食堂买回的淡馒头，一起参与了一场友谊品尝赛。
一堆白馒头很快就被消灭了，顺带消灭的，还有四五个老式热水瓶里的开水。猜猜看，比赛结果会怎样？
结果是大家居然无法形成共识，分出高低。彼此依然像是王婆卖瓜，吵成一团。
我在品尝了辣椒面的干辣、辣椒酱的湿辣、牛肉辣椒酱的油辣之后，虽然嘴里已经又辣又麻，说不上话，但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:还是牛肉辣椒酱更胜一筹。因为它有辣椒油的香，还有牛肉味的鲜。在那还是无肉不欢的年龄和年代，带牛肉粒的辣椒酱自然更有吸引力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从食堂打饭回来，就看见室友各自拿出家乡的辣椒，就着当时缺油少盐的乏味饭菜，居然吃得津津有味。看得出，辣椒对室友来说，不只是一种乡愁，也似乎，是一种“刚需”。
这种既解馋又解乡愁的真实感觉，在自己出国以后才有了亲身体验。
第一次出国，是赴莫斯科大学参加一个联合国项目培训，为期三个月。当时是80年代后半截，当地农产品消费市场正处在崩溃的边缘，商品奇缺。动身前，为了省外汇，更是怕吃不惯俄式一菜一汤，于是在行李箱里能用的空间里都填满了方便面，尤其在箱子一角，还塞进了一瓶川味辣椒酱，用袜子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在保尔·柯察金的故乡待了三个月。进修学习之余，有幸观赏了原汁原味的《天鹅湖》，品尝了令人食指大动的鱼子酱，领略了一碗不过岗的伏特加。但在日复一日的一菜一汤前，难免望而却步。幸亏有方便面和四川辣酱“续命”。烧一壶水，泡一包面，加一根俄式小香肠，再放一勺辣椒酱，刹那间，满屋香气飘溢。连汤带面送入口中，独特的辛辣在口中迸发，味蕾在幸福中跳舞。中国辣的基因，觉醒了。
再后来，来到了被称为亚洲之外最亚洲的城市——温哥华，发现这里居然川菜、湘菜、滇菜，烧烤店、火锅店，应有尽有。东西南北各方辣味，齐聚云城，形成了当地“辣市”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一次，和几位上海老乡相约，走进一家列治文的火锅店。只见墙上写着:“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就再来一顿。”就这样，来了一顿又一顿，倒并不是因为事多未决，而是好这一口。
偶回沪小住，只见大大小小餐馆里，菜单上有些地方都已标上大辣、中辣、小辣的选项。忽然好像明白了，上海上海，来自五湖四海，融汇风味东西。有辣和能吃辣的人，才使沪上百味人生，更加丰富多彩。
上海人吃辣，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。